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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馆陶路24号---“日本商工会议所”旧址

我就是当时的门诊护士。

登崂望东海(摄影师):

    说起馆陶路24号我是再熟悉不过了,从我出生开始一直到1975年11月份都是在馆陶路24号包干看病。那时候馆陶路24号是海军92323部队医院住外门诊部,部队家属都在哪里包干,就是一年交九元钱,无论大病小病全部免费,充分体现了公费医疗的优越性,我于1975年11月就业到青岛港,医疗关系就转到单位了。

听我母亲说起一件趣事,我两岁的时候临时来队探望父亲,生病发高烧,那时候还不大兴打吊瓶,持续发烧也就是肌肉注射青霉素什么的。成年人肌肉注射青霉素都呲牙咧嘴,何况一个两岁的孩子,明天上午打针时我就嚎啕大哭,一连打了四天,我对那位给我打针的护士恨之入骨,第五天烧退了,但是还没有好利索,母亲和护士商量:

护士:“怎么样?烧退了吗!”

母亲:“今天早上量体温,3609好多了,我看就不用打针”。我听后心中大喜。

护士:“最好还是再打一针,巩固一下成果”。我听后大惊失色。

母亲:“那就打吧!”护士麻利的准备注射器,我看着心理那个恨啊,恨不得一口把护士吃了!

针打完了,我哭的声泪俱下,护士看着我竟然呵呵的笑,伸手拿消毒棉替我擦眼泪。我看到机会来了,新仇旧恨涌上心头,当护士的手伸到我嘴边的时候,我张开大嘴一口咬在她的手腕上,护士“哎呀”一声!

母亲一看急了:“松口!快松口!”

我才不听那一套,报仇雪恨的时候,就是不松口!

母亲真的生气了,急中生智伸手捏住我的鼻子,再是英雄好汉也得喘气啊,没办法只得张口喘气。护士抽回手,我心理那个高兴啊,眼泪自然就没有了。

护士的眼泪到一个劲的往外流:“这小家伙,到底是军人的儿子,有仇必报啊!”

好了,故事不说了,还是介绍一下馆陶路24号的历史吧。

这是站在馆陶路东侧拍现在的92323部队医院门诊部 

青岛市馆陶路24号,始建于1938年,占地 2573平方米,建筑面积3447平方米,建筑平面呈“L”形。原先是中国人创办的国货市场,在第二次日占期间被强占,作为日本工商业团体组织的办公楼。抗战胜利以后,这里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军官组织的“励志社”。解放后由北海舰队征用,一直是解放军九二三二三医院门诊部。

青岛“日本商工会议所”的活动时间,从1915年至1945年。1922年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,经当年12月上任的胶澳督办熊炳琦与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密访,导致日军撤离时,日本除了在青岛设立总领事馆外,还保留了居留民团和商工会议所等一整套政治、经济机构,直到1938年重新获得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。日本商工会议所编辑了《青岛的现势》(1943)和《青岛商工案内》(1944)等公开发行的青岛政治、社会和经济资料。这些资料,部分地勾勒出了日本商工会议所在40年代的情报活动轨迹。

 日本商工会议所早在1878年就已经出现,在日本国内是颇有影响力的企业组织,在青岛建立前,已在日本的经济界享有盛名。在日本国内,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曾经设有商工会议所。一般认为,日本商工会议所是根据1890年制定的《商业会议所条例》和1902年颁行的《商业会议所法》,设立并运行的特别认可法人组织,很长时间里,这个机构形成了其区域性、综合性、公共性和国际性四个特征。比如在明治29年和30年(1896年和1897年),名古屋商工会议所和京都商工会议所就分别编辑了《清国新开港场商业视察报告书》。
      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活动时间,大致在1915年至1945年的40年。中间在1922年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,经当年12月上任的胶澳督办熊炳琦与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密访,导致日军撤离时,日本除了在青岛设立总领事馆外,还保留了居留民团和商工会议所等一整套政治、经济机构,直到1938年重新获得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。通过零散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,40年间,该商工会议所的会员,由不同时期在青岛的各个行业和各种规模的日本企业组成,其中包括了大量的中小企业,涉及到了本地几乎所有的工商门类。
      1940年以后,在馆陶路24号这个不起眼的两层建筑里面,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在垄断的经济环境中,支持并服务会员企业,同时进行了内容广泛的情报汇总。比如,组设经济视察团进行投资考察、推荐地方议员,组织以安藤荣次郎为委员长的治安强化经济协力委员会,编制检验规则和经济档案编管办法、编辑《青岛经济市况》和《青岛地方物资对策委员会规程》等等。
      同样的工作,日本在中国其它城市的商工会议所,也在从事。比如,1906年1月建立的大连实业会(1928年改称商工会议所)其事务权限为:依据商工会议法,对有关商工业的一切利害得失进行议定,向行政官厅提出咨询、议案和意见书,仲裁交易纷争,对商品进行鉴定和证明等。天津日本商工会议所,则发行有《天津商工案内》和《天津经济事情》等。
      在日本国内,商工会议所是公共的、非营利性和非政治性的社会团体,但是,在青岛,它却显然没有这么纯粹。据2005年6月《楚天金报》的报道,武汉市民吴恒熙发现的一册日本兴亚院搜集的《调查极秘资料》,就是1943年1月由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编制的。《调查极秘资料》是日文丛书,武汉发现的为第一辑,共174页。封面左上角黑色方框内印有“极秘(机密)”和“配布番号148”字样,印刷于昭和十八年(即1943年)1月,下方印有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。
      武汉方面的报道说,第一辑的《调查极秘资料》封面印有目录,包括四部分。第一部分为《昭和十五年(即1940年)度山西军管理工场操业实绩》,共125页,配有87表,记录了山西石炭、制铁等12类工业的详细情况。其余三部分记载了山东、河南、长芦三地盐业生产情况,包括土盐私盐生产制法、流向、盐田面积等,撰写时间为昭和十六年(即1941年)12月,调查者分别为兴亚院青岛出张所和华北联络部。书中显示,日方曾采取私加盐价、加收盐税等措施来控制财富。如当时山东潍县盐价“原定售价八分九厘六毛,拟加一分五厘四毛,加后价格一角零五厘”,每担盐的税率为4.80%。
      在编制了第一辑《调查极秘资料》之后,馆陶路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还编辑了《青岛的现势》(1943)和《青岛商工案内》(1944)等公开发行的青岛政治、社会和经济资料。这些资料,部分地勾勒出了日本商工会议所在40年代的情报活动轨迹。
      根据史料记载,1938年9月成立的日本兴亚院,是隶属日本内阁的政治、军事、外交和情报机构,在中国占领地设立分支机构,1939年3月15日在太平路海边的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办公楼(现华能大厦址)设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。青岛出张所由占领青岛的日本陆海军和领事馆三方面人员组成,成为当时日本在青岛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情报机关。海军大佐柴田弥一郎出任所长。1939年11月,柴田晋升为少将,9个月后,海军大佐多田武雄继任。入主原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办公楼的兴亚院设有官房、政务、经济、文化四部。官房管理机关的文书、会计、人事、调查、审核,其他三个部分管政治、政策、建设、情报、宣传、产业、贸易、金融、财政、税收、海陆交通、邮电、气象、文化、教育、卫生、宗教等。1943年,该所并入青岛日本领事馆。统计显示,到1942年11月被大东亚省合并时,兴亚院所汇总的调查报告书,多达1900余件。
      与此同时,历史更加长久的东亚同文书院不但继续了以往的调查,而且规模更加扩大。比如1941年度的调查报告书《东亚调查报告书一一昭和十六年度》(东亚同文书院1942年版),就包括了《以青岛港为中心的民船业》等专题调查。这些调查,都非常专业和细密。

    从岛馆陶路24号“日本商工会议所” 的历史可以看出,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、妄想长期统治中国的狼子野心!我们只有奋发图强超英赶美强国强军,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,牢记历史夺回钓鱼岛!把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消灭在摇篮中,中国才能长治久安,老百姓才能共享太平!

    谢谢观赏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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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登崂望东海 

2015年06月14日星期五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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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就是当时的门诊护士。